武汉的记忆依然新鲜，文献资料也近在咫尺。大家时而递上手稿，时而拿出手机，调出一二月的照片和信息。但我不知道这些材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散多少。
在镇上，我遇到了两位二十多岁的中国记者，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是在封城期间被派来的：那时，任何被派来报道武汉事件的人都必须长期留下来。其中有一位是流媒体的总监，我叫他韩，他发现政府办的媒体普遍想要强调战胜病魔的镜头，而不是武汉居民的痛苦。韩先生希望，最终他能找到其他方式来使用这些素材。“它会在硬盘里。”他拍着相机说。
另一位记者，我称他为尹记者，他回忆了1月份新闻界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得的不同寻常的自由。记者们报道了像李文亮这样的举报人物，他们揭露了一些早期的失误，比如红十字会没有分发重要的医疗设备。这样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尹为能为社会服务而感到高兴。“我可以看到什么叫第四等级1fourth estate
第四等级（指新闻界及其政治影响），”她说。但是，2月份，随着政府开始对疫情的控制，政府也加强了对新闻界的限制。“我的一个朋友说，那是一个很短暂的春天。”尹说。
此后，尹报道了一些不能发表或完成的问题，她经常与科学家和官员交谈，他们不愿意讨论太多。“有一个人说，‘十年后，如果气候发生了变化，我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你’，”尹对我说我。“他知道，他将被历史所审判。”她继续说，“这些人在体制内，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历史里。”
尹描述了对一个研究机构员工的采访，他很不高兴，开始哭泣。他不肯回答她的问题，但他说自己一直在写详细的日记。她希望有一天这些资料能够被公布。
我猜想这终究会发生，因为现在有很多保存资料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但延迟对共产党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处理历史的方式和处理大流行病的方式一样——一段隔离期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共产党时代，有许多被隔离的历史时刻：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屠杀。每一次，最初的沉默之后，都会有零星的信息泄露事件爆发。武汉最终也会遵循同样的模式，但目前很多记忆还将留在这座被封存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