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另一端，各高校正在接收100多万学生回来。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武汉的学生人数仅次于广州，居第二位1事实上，武汉号称全世界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有一天，我和小引一起在武汉大学校园里走了一圈，他就是那位诗人，曾在微博上用他标志性的开场白记录了这场大流感：“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N天。”
Photograph by Ju Lan Ching for The New Yorker
小引在土木系任教，兼职出版诗集。他从小在校园里长大，父母都在这里教书。他的父亲在五月份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他平时每天都会去散步，但封城的那段时间，他们都在室内。”小引告诉我。他认为，长时间的不活动，可能使老人的心脏衰弱。
小引在疫情期间已经不再写诗。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合适的形式，他的微博声音放松、活泼、内容广泛。在第二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以宿醉的方式开始封城时代，因为1月22日晚，他去了一个叫杨东的音乐人家里聚会。1月28日——“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五天”——他哀悼科比·布莱恩特，后者在世界的另一端经历直升机坠毁。2月7日——第十五天——小引对曾向他的医学院同学发出过新病警告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的死表示悲痛和愤怒。在警告过后的某一天，在李文亮被迫签字承认后，他在工作中被感染了。当李去世时，年仅三十四岁，留下怀有二胎的妻子，他成了人们对政府早期错误做法的愤怒的试金石。3月，武汉市公安局终于向李家人道歉，次月省政府将他定为抗疫烈士。但当局始终没有解释，政府何时意识到这种疾病可以通过人传人，以及为什么迟迟没有公布这一信息。
“应该在武汉为李文良医生建一座纪念碑，”小引在其死后第二天写道，“这座纪念碑的名字应该是‘谣言传播者’。”见面时，小引说，大陆的媒体都不能发表他的日记。“你甚至不能建立一个网站来纪念这场大流行，”他说，“我不指望他们在武汉这里建一个博物馆。”
他带着我走过校园，这也许是中国最美的校园。我们走在遮阳伞和樟树遮蔽的小路上，小引指着那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 F.H.Kales 设计的建筑——那是一位受过麻省理工学院训练的建筑师，他将西方和中国的建筑元素结合在一起，风格优雅、庄重——“解封后，我回到校园时，一个人也没看到。”小引说。“我想，这个病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现在，我们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拖着行李从大门口走过。根据学校的政策，如果不做特殊申请，学生们是不会被允许离开的；和大多数中国高校一样，武汉大学在秋季学期开始时也是封闭校园。小引对校方能否执行这一政策表示怀疑，因为庞大的校园里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让学生偷偷溜走2啊这…。
我们在一家便利店买了一些饮料，我们遇到了两位非洲医学生。Umaro Sow 来自佛得角，Kalaba Mulizwa 是赞比亚人。我在武汉见到的几个外国人中，大部分是非洲人。几乎所有的北美人、澳大利亚人和欧洲人都在大流行期间被疏散了，通常是乘坐他们大使馆或领事馆组织的航班。但有不少非洲学生留了下来，Sow 和 Mulizwa 说，在封城期间，他们没有离开过宿舍。宿舍从外面上锁，有大学工作人员送来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这些人说，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即使在封城解除后，他们可以离开宿舍，也被限制在校园内。今天是半年多来，他们第一次获得出校门的通行证。我问他们要去哪里。
“麦当劳。” Mulizwa说。
“我不是，” Sow说，“我想吃点牛排。或者是一些鸡肉。一些烤的东西。”
我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说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Sow笑了笑。“我们还活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