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中国的形象因这场大流行病和最近的其他事件而受到严重损害。该国在香港和新疆加强了政治打压，5月，在澳大利亚要求调查病毒的来源后，中国做出了愤怒的回应，对澳大利亚的商品从大麦到牛肉征收新的关税和限制。但他认为，形势是多变的。“所有这些感觉都可以迅速转好，”他告诉我，“我认为，一旦中国有了疫苗，如果他们能帮助其他国家，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在来香港之前，他曾担任盖茨基金会的副主任，与 C.N.B.G. 在多个疫苗项目上紧密合作。他们最成功的合作之一是生产供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这一经验帮助中新生物集团发展了冠状病毒工作所需的规模。另一家中国制药公司——康希诺生物也在进行自己疫苗的三期试验。政府已经表示，最终将在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些疫苗。
还有一个竞争因素。“中国想打败美国。”他说。他认为，10月底之前，C.N.B.G. 疫苗将获得某种程度的批准，供公众使用。“中国官员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会在大选前批准美国的疫苗110月6日消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周二发布了更严格的准则，使得在选举日之前极不可能批准疫苗，”他说，“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在那之前批准一种疫苗。”
无论中国人多快研制出疫苗，或者他们自1月以来如何有效地处理疫情，都不可能让西方人忘记疫情最早阶段的失误和错误信息。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差异——中国人对错误的反应往往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1月31日，方方在日记中评论道：“中国人从来都不喜欢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很强的忏悔意识。”他们往往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品质会让西方人如此沮丧。在这方面，流行病真是一面镜子——它不允许中国人向外看，不允许中国人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但是，在国内，反思是清晰的。这场大流行既暴露了中国体制的弱点，也暴露了中国体制的优势，同时也暴露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了解：官员们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告诉公民在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明白，美国人的伤亡会令人震惊——以中国的人口，统计起来会超过一百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为了避免这种规模的死亡，政府也知道人们会愿意接受严格的封锁，并为对抗病毒贡献自己的力量。
反过来，公民们也很善于读懂他们的政府。人们常常持有两种明显矛盾的想法：党在一些事情上说谎，但在另一些事情上却给予了很好的指导。更多的时候，公民能分辨出其中的差别。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引人注目的是，当中国人沉迷于阴谋论时，这些想法很少导致个人的危险行为，而在美国他们经常这样做。也许中国人已经因几十年的审查和错误信息而免疫：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发展出强烈的自我保护本能，他们似乎不像许多美国人那样被社交媒体迷惑。
而从疫情中得到的教训，往往与西方人的预期不同。年初，我通过微信与一位武汉药师通信，他在一家医院工作，很多人都被感染。2月26日，他对早期的掩盖表示愤怒。“我个人的看法是，政府总是粗心大意，压制异己。”他写道，“正因为如此，他们失去了一个控制病毒的黄金时机。”
在武汉，我们见过几次面，在一次谈话中，我把他2月份写的东西给他看。我问他，如果他现在发现自己处于李文亮的位置，意识到某种未知疾病的爆发，他会怎么做？他会不会在网上发布警告？联系卫生官员？通知记者？
药剂师想了一下。“我会当面告诉我的密友。”他说，“但我不会把任何东西放在网上。不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
我问，现在这样的事件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会是一样的，”他说，“这是制度的问题。”
他解释说，在专制政府下，地方官员害怕惊动上级，这使得他们倾向于掩盖事情。但是，一旦上级领导最终掌握了真相，他们就能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他觉得很奇怪，在病毒席卷全球，破坏城市和国家的稳定之后，武汉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最近，他更新了眼镜配置，于是他来到了多年来一直使用的那家店。他发现它在同一个地方，在原华南市场上面，店主也是同一个人。唯一不同的是，价格暴跌了。“平时我都会讨价还价，但这次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根本没有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