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民在谈话中提起的日期中，最常见的是1月23日，那天武汉市被隔离，以及4月8日，城市解除限制。疫情期间，中国所有城市都处于严格的封锁状态，但武汉的封锁却很特殊：除了一些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城市里的人都不允许离开。对于这一时期，市民们有自己的词汇。他们称为封城——字面意思是“sealed city”，而4月8日被称为解封 “taking off the seal”。
与病毒隔绝的经历在人们的脑海中烙下了印子。小引，是一位武汉诗人的笔名，在封城时期，他每天在微博（中国版Twitter）上发布快报1dispatches
（驻外国记者发给报刊的）新闻报道，电讯，经常将这座城市描述为 “一座岛屿”。他几乎每一条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头。“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N天。” 和方方一样，小引也盯着12月31日——卫计委发布报告的日期，以及1月20日——中国最著名的医学权威之一的肺科医生钟南山成为首个宣布冠状病毒可以通过人际传播的官员。
这些声明之间的不明原因的差距——整整三个星期——让小引和方方等人感到愤怒。也许这就是记住日期的另一个原因：它们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固定点，而这个时期的信息往往显得多变而不可靠。方方日记中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之一是她努力利用一生中在城市中的关系，传递她从未署名的医生、科学家、政府官员和警察那里收集的信息。即使是现在，在人们对这种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方方早期的大部分评估都显得准确而合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当政府的政策有效时，她很快就会赞扬它们。她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悖论：在一个审查严格的专制国家，还是存在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公民们也变得善于辨别可靠的消息来源。方方的微博文章有时会吸引三千多万读者，即使信息被审查，人们通常也会找到其他方式来传播。
2月19日，方方指出，有相当多的早期死亡事件发生在没有适当的检测和诊断之前。她写道：“所以，我们恐怕仍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到底有多少受害者”。
一位在武汉一家大型医院负责检测的传染病医生告诉我，实际总数可能是政府数字3,869人的3到4倍。 他提到了疫情初期的混乱，当时不堪重负的医院将病人拒之门外。“如果你被感染而没有被诊断出来，那么你就没有被计算在内，”他说，“我想总数可能超过一万人。”
在中国其他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当地的死亡人数是准确的，至少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病毒根本无法轻易掩盖：如果病毒在一个社区广泛传播，居民就会知道。但武汉不同，因为它在疫情开始时的作用。在镇上，我遇到了一位名叫许凯（Kyle Hui）的建筑师，她的继母是早期死亡者之一。她今年六十五岁，身体健康，没有接触过华南市场。许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感染的，但其他亲戚也都病倒了。后来，经过检测，这些亲属中的一些人被确诊为阳性病例。
许的继母从他十几岁开始就把他养大，他说，他们的关系就像亲生父母和孩子一样亲密。他回忆了自己的一连串的日期：1月4日，继母病倒；1月11日，继母在人满为患的医院被拒之门外；1月13日，继母终于被送进了医院。两天后，她就去世了。
“18日，她去了火葬场。”许说，“我也去了那里，我看到一些工人戴着口罩、手套和防护服。”他接着说：“当时，关于疾病传播的消息并不多，但医院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火葬场的人也知道。”他说，火葬场一直很忙，在那里，他又遇到一个同样因为流感类疾病而失去亲人的家庭。当时，全市官方死亡人数只有一人。
许是武汉人，但他现在住在上海附近的江苏省。继母去世后，他带着同为武汉人的岳父岳母回江苏。他们恰好在封城前不久离开武汉，但在江苏，他们经历了自己版本的封城。共产党结构最基层的居委会官员，要求凡是最近到过湖北的人，都要隔离十四天。他们用写着 “来自湖北，居家隔离”的胶带从外面封住了许家的门。只有在委员会成员送饭或收垃圾时，胶带才会被撕掉。
起初，许与官员发生了愤怒的冲突。他们告诉他，如果他不允许他们封门，他和他的亲家就会被带到政府的检疫所。许决定最好还是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久而久之，他开始相信这种严格的政策是必要的2小小一笔，将大成分的自愿意识写成了逼迫下的妥协。。追踪与湖北的联系是早期的一个关键策略；在我成都的家中，当地的委员会成员和志愿者先后五次登门拜访。他们总是询问最近去武汉或湖北的情况，这也是他们在我的小区里抓到唯一一个案例的原因。一位居民最近从湖北回来，委员会找到了他，对他进行了检测，然后对他进行了隔离，这一切都在他出现症状之前。
“从大局来看，这是正确的。”许说。但他指出，任何目睹武汉早期错误的人，必然会有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感受。“每一个数据的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他说。“所以我不能说对政府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们见面的时候，许已经回到武汉出差。这是他继母火化后第一次回来。年初，他曾致电武汉市市长热线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地方分中心，希望能将继母纳入冠状病毒的统计范围。但官方的答复是不可能，因为她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肺炎。许还是没有告诉7岁的儿子，他的奶奶已经去世了。“我父亲想告诉他，但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做。”他说。从1月份开始，他们就一直假装男孩的奶奶在武汉生病，不能打电话。春节假期，他们给了他一个红包3原文 a traditional gift envelope，说是奶奶给的。不久后，孩子就不再追问了。“我想他是知道真相的。”许说。